先秦儒家本有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。两汉时期，儒学官学化、经学化，经传解说流于琐碎，不同师说间壁垒森严，读经成了利禄之门，这种现象逐渐引起一些饱学之士的反感。西汉末年兴起的古文经学运动，即是学术界内部出现的对阴阳五行化的神学儒学的反抗，对支离破碎的经师说教的抗争。古文经学之“古文”指秦代“书同文”以前行用于东方六国的文字，古文经学以“古文”为号召，用意正在于向先秦时期的原始儒学的回归。刘歆是古文经学运动的中坚人物。两汉之际的学问大家，除刘歆外，扬雄、桓谭、班彪、班固等也都与古文经学有着密切关系。尽管由于官方压制，古文经学最终并没能列为学官，成为官方正统，但它对整个东汉时期的学术倾向、解经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与西汉相比，东汉时期的学风显得敦厚朴实，注重证据，不尚虚言。故清代学者盛称的汉学，严格说来应是东汉之学。在东汉时期，那种天马行空，冥思苦索个别文句微言大义的解经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排斥，而淹贯群经，努力从文字源流、史事沿革等方面细致辨析经典本义的做法，则为众多学者服膺且身体力行。东汉时期的解经大家，特别是被后世目为古文经学家的马融、服虔、郑玄、许慎等人，都是兼治群经，注重名物训诂，就事论事，不轻易引申议论。学术倾向反映并预示着思想的走向，东汉时期，这种学术上求真、求实的倾向进入到思想领域，便成了王充、桓谭式的“疾虚妄”、“考论虚实”。